这是60年代末,USPS的工作人员约翰·普莱恩,脸上仍然挂着闪亮眼睛和苹果般红润的童年痕迹,走进了他20岁出头的年龄,正在寻找避风港,躲避乍冷乍热的芝加哥风。在他的日常邮件投递路线中,他挤进了一个中继箱,那是一个大型的、没有投递口的橄榄绿色投递箱,供一个邮递员留下邮件,供另一个邮递员稍后取走。当他享用着火腿三明治,稍作休息时,他让思绪漫游,并写下了大部分《你好,那里面》,这是一首关于孤独和老去的无奈的歌曲,由一位刚刚脱离青春的年轻人所作。
尽管他当时年纪相对较轻,Prine构建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而细致入微的老年生活肖像画—这一群体是他在为一个浸信会老人院送报时渐渐积累起的亲和力所致,在那里,孤寂的居民们常常以长期亲属的熟悉和温暖对待他,而不仅仅是一位送报的陌生人。虽然这首歌最终成为他的许多最受推崇的歌曲之一,但很难说Prine是否能想象到《Hello in There》能被播送得比那个微小的传递箱更远。当时,他写歌是为了自己:打发时间,打发思绪,偶尔(而结果各异)吸引一位漂亮的心仪对象。
Prine可能只是在年轻时写歌以保持清醒或者在他的邮递员轮班中作为白日梦的载体,但即使他对分享他的作品相对冷淡,也无法阻止他的路。因为当John Prine讲故事时,他能够以一种温暖的光辉传达出生命的诞生、死亡及其间的每一种奇特景象,就如这一切本身一样滑稽甜蜜,扭曲压抑,并充满幽默的轻松感—无论谁在听。但最终,尽管他可能不情愿,这个世界还是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与他的风格一致的是,Prine的首次表演是无计划的,一个敢于冒险的结果。那是1970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他和大约20个观众在一个名叫Fifth Peg的小型已停业的芝加哥俱乐部的开放麦克风中。虽然他通常不是那种喜欢挑衅的人,但当时他喝了一些啤酒,对演艺的才华不太满意,开始低声抱怨。邻座的人听到了他说的话,如果表演真这么简单,他们问他为什么不自己上去做呢?于是他做了。紧张而且对为他人演唱陌生,声音介于谈话和歌唱之间,但无论是紧张还是初学者的表演技能,都无法匹敌《Sam Stone》这样震撼人心的歌词。在越南战争服役后,Prine写下了他作品集中最直接令人心碎的歌曲,讲述了一名退伍成瘾者死于海洛因过量的故事,灵感来自于他朋友和战友们的一连串故事,以及1957年的一部电影黑色 A Hatful of Rain。他后来描述第一次上台时的紧张,担心观众不会喜欢或理解他的歌,因此他当然没有意识到《Sam Stone》—以及他的多数歌曲—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使几代艺术家和词曲作者感动并受到启发。
“‘Sam Stone’ 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美丽的歌曲之一,”乡村歌手Margo Price在写给VMP的信中写道。“每次看到John演唱这首歌,我总会泪眼婆娑。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完全被歌词震撼并彻底着迷,想着‘怎么会这是John写的第一批歌曲之一呢?’这些通常在人类缝隙中被遗忘的悲伤故事,John却以一种让人完全理解的方式描绘出来。这些画面既会让你心碎,也会治愈你—当一根静脉是一个无底洞,海洛因是一个金矿,痛苦是一列货运列车,而糟糕的记忆是他背上的猴子。Sam Stone是一个战争英雄,应得到了更多的东西。所有的退伍军人都应得到更多;那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他被伤害、被利用,孤独而死。有一刻,他可能是个好人:一个好父亲和丈夫。但生存是黯淡的,战争留下的包袱让他变成了另一种人:殉难者,小偷,瘾君子,一个孤独死去的无赖父亲。Sam是破损的收音机,而John是那首甜美短暂却永恒的歌曲。”
从23岁的John Prine在Fifth Peg开始分享他的歌曲的即兴时刻起,机会就接踵而至。在演唱了《Sam Stone》、其他几首歌及一阵令人紧张不安的沉默之后—接着是他第一次松一口气的掌声—Fifth Peg的老板当场请他留下工作。那时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演出,但他需要做的就是每周四演奏三次40分钟的曲目,他可以留下一半的门票收入。现在他有了填充时间的任务,Prine的作品目录继续扩展和精炼。他现在经常在数十人的观众面前表演那些将出现在他首张专辑中的歌曲。在他首次表演的曲目单中有《Paradise》,一首听起来古老的民谣华尔兹,听起来像是对一个永远无法回去的地方的深切怀念。他的父亲William Prine出生并成长于肯塔基州的天堂,一个美丽的小镇,也是John童年记忆的发源地,那座镇子被露天采煤公司破坏并变得废弃。在歌曲中,Prine恳求他的父亲带他回去,他答道:“抱歉,我的孩子,你问得太晚了 / 皮博迪先生的煤车已经把它带走了。”
某晚,著名的芝加哥电影评论家Roger Ebert偶然走进Fifth Peg(Prine后来提到是因为电影爆米花太咸,他出来找啤酒)。Ebert很少写音乐评论,但在听了《Angel from Montgomery》、《Hello in There》和其他几首Prine的原创歌曲后,他完全忘记了他的电影评论,并在1970年10月9日星期五的芝加哥太阳时报上发表了Prine的首次评论。Ebert的开头是一段对《Your Flag Decal Won’t Get You Into Heaven Anymore》的情节总结,这首机智欢快的小曲子讲述了一位爱国市民在成人书店阅读读者文摘时,一面粘贴的美国国旗贴纸掉了下来,他把它粘在了窗户上。他如此爱这面小旗帜,以至于到处粘贴贴纸。一天,小旗帜粘满了他的挡风玻璃,结果他开车出事故,死了,被拒绝进入天堂;天堂的守卫告诉他,来自“你那肮脏的小战争”的人太多了。
在Ebert的评论之后,Prine的每一个座位都被填满了,新演出纷至沓来,他能够辞去邮递员的工作,每周三次的演出收入相当于之前的工资,并且可以睡到他想要的时间。事实上,当他接到唱片合同时,他就在包厢里睡着了。当他更深入地卷入芝加哥的民谣圈时,他遇到了同是词曲创作歌手的Steve Goodman,他们立刻成为了朋友。Goodman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已经一年,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他有着悠哉的Prine或许缺乏的所有干劲和雄心。一晚,在他在已经停业的芝加哥酒馆The Earl of Old Town的演出后,Prine在等待他的支票时打瞌睡,Goodman打电话说他正带着传奇词曲创作人Kris Kristofferson和歌手Paul Anka在路上,他们被Goodman说服来听Prine的演唱。在三人观众面前,他唱了几首歌,包括《Sam Stone》、《Paradise》、《Hello in There》以及一首那段时间在Prine演出中常演的歌曲《Donald and Lydia》,大概是唯一一首关于手淫的歌曲,能够用人类孤独和渴望的奇迹来震撼你的心。
Kristofferson和Anka被打动了。Kristofferson要求再来一次他刚刚演唱的所有歌曲以及他拥有的任何其他歌曲。“不可能有人这么年轻,还能写出这么深刻的东西,”Kristofferson后来如此说道。“John Prine太好了,我们可能得打断他的拇指”。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伤害他的手指,而是鼓励他和Goodman去纽约录制一些样本,争取唱片合约。Anka支付了他们的机票,到1971年初,这个唱歌的邮递员签约了大西洋唱片公司,成为了Aretha Franklin、Crosby, Stills & Nash、Roberta Flack和Led Zeppelin的同门。John Prine专辑在孟菲斯的American Sound Studio录制(除了《Paradise》,在纽约录制),由著名的Arif Mardin制作,并在同年发布。
“事情发生得真的很快,”Prine后来惊叹道,当他回想起他职业生涯早期的旋风时。很容易说他命运不错,他可能确实如此,但除了这一点,他的歌曲还是,也依然是,一种快速的强烈联系的媒介。Ebert、Anka、Kristofferson、Goodman以及每一路上其他乐意不惜一切代价加入Prine乐队的人听到的是一种只需要听一次John Prine专辑就能理解的东西:这音乐很特别。它的日常中西部的简单性,乡村肯塔基州的根,城市出生的风情,闪闪发亮的乡村音乐,粗糙的民谣,滑稽的幽默,压抑的黑暗,意想不到的老少角色,以及如此高超和人性的词曲创作,将它所有的参差不齐之处结合在一起,就像是我们天生该听的音乐。没有人曾像John Prine那样,也可能再也没有人像他,但天哪,我们不是很幸运他和我们分享了这个大而滑稽的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