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過去50年內的任何時候都在呼吸,那麼你無疑聽說過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樂節這一重大事件。背景是越戰和嬉皮士運動——並伴隨著各種迷幻藥物——伍德斯托克可以說是有史以來影響力最大的音樂節,影響力體現在書籍、電影、歌曲和流行文化的引用中。然而,近年來,焦點轉向了由於截然不同的原因而引起的火焰音樂節(Fyre Festival),關於此話題的文章似乎無窮無盡,還有Netflix和Hulu的紀錄片對此進行調查,並在Twitter上流傳那張可憐的“美食”麵包和奶酪餐的圖片。兩者都面臨著相似的問題——規劃不足、過度擁擠、缺乏基本設施——但只有一個成為了“這個事件是災難”的代名詞。這可能與時間的接近有關,但這裡是對這兩個音樂節問題的分析,以及為什麼儘管伍德斯托克也有其問題,卻仍然成為音樂節的亮麗範例。
雖然這兩個音樂節對於售票數量的預期均有錯誤,但伍德斯托克在這方面表現得更佳。"三天的和平與音樂"預計將售出50,000張票,最終卻售出了約400,000張票,這原本應是一場更大的災難。Fyre Fest預期在3月31日前售出40,000張票,但到了4月卻僅售出了8,000張。
雖然伍德斯托克最初設計為一個盈利的項目,但在超出組織者準備的數量後,最終變成了部分"免費音樂會"來彌補設施的稀缺。為期三天的活動票價最初為提前購買18美元,現場購買為24美元(相當於今天的約120美元和160美元)。約售出了186,000張提前票,組織者預計將有約200,000名音樂節參與者到場。
而Fyre Festival的費用則一片混亂。有人聲稱人們購買了價值數十萬美元的票包,但大多數參與者所支付的票價在5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間,其中VIP票包包括機票和豪華帳篷住宿,計劃的兩個週末活動票價為12,000美元。儘管如此,該音樂節在各個方面都未能滿足期待,令參加者要求退款。
伍德斯托克最具標誌性的時刻之一是吉米·亨德里克斯演唱的《星條旗歌》,而他似乎也因此成為了活動中最高薪的藝術家,獲得了18,000美元(約合今天的124,657.66美元)。從表演者到模特,當談到Fyre Festival時,注意力的轉移顯而易見。儘管她根本不是表演者,肯達爾·詹娜還是在音樂節前約四個月因為在Instagram上宣布一些G.O.O.D Music家族成員將會表演而登上頭條,據報導她獲得了高達250,000美元的報酬。
根據Netflix紀錄片FYRE: The Greatest Party that Never Happened,Fyre Festival的活動組織者在音樂節正式取消的消息傳出後“為了保命而逃”。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伍德斯托克實際上有兩人死亡;一人因吸毒過量,而另一人則是因為一名青少年不慎被拖拉機壓過而造成的悲劇。
時代周刊曾稱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化和社會學事件之一。”由於人們通常以浪漫化的懷舊情感看待伍德斯托克,所以發現這個週末遠非玫瑰花瓣鋪成的道路,而與Fyre Festival類似,對於參加者、組織者和當地人而言,它都面臨著相當多的挑戰,可以令我們感到驚訝。
這兩個音樂節都被迫改變了最初的場地;伍德斯托克甚至沒有在紐約州的伍德斯托克舉行(雖然名稱保留),而是在貝塞爾一個600英畝的乳製品農場舉行。Fyre Festival最初宣稱是在巴布羅·艾斯科巴的前巴哈馬私人島嶼(從一開始就很困難,因為艾斯科巴實際上從未擁有過這個島嶼),但最終卻落腳於大艾克斯美洲的洛克點。
這兩個事件在當地居民中也引起了爭議。那些反對伍德斯托克的人威脅要抵制馬克斯·雅斯古的農場,手持標語說“不要買牛奶,停止馬克斯的嬉皮音樂節”。更有甚者,約有80起訴訟在事後對伍德斯托克企業提出,主要來自貝塞爾地區的農民。電影伍德斯托克為和解提供資金,並償還了伍德斯托克企業因音樂節產生的140萬美元債務(相當於今天的960萬美元)。類似地,與Fyre Festival有關的許多當地工人,在這場災難性的事件後被無情地不支付勞動報酬而感到憤怒和沮喪。Netflix的紀錄片估計,約有25萬美元的工資欠付於工人。
Fyre Festival似乎是一堂如何不舉辦活動的課;組織者為自己創造的一些最大障礙是那些他們根本無法實現的承諾。從所謂的“豪華住宿”實際上卻是帳篷(被戲稱為和難民營的帳篷類似)到糟糕的旅行、"美食"和音樂提供,一切都遠遠不達標。但伍德斯托克也在食物、水、衛生和空間等方面一度緊缺,而許多人甚至未能到達音樂節現場,因為紐約州的高速公路系統因參與者在害怕錯過活動後拋下汽車而嚴重擁堵。
那些成功到達的人迅速發現雨水將場地變成了一片泥潭,雖然反響不一,但許多人還是享受在泥巴裡嬉戲的機會。就如Fyre Festival受到媒體的批評一樣,伍德斯托克在獲得重大文化影響地位後也遭受了一些初步的反彈。在音樂節進行期間,伍德斯托克的早期媒體報導突出了問題而非事件的氛圍。《每日新聞》的頭條包括"嬉皮士淹沒在泥淖中"並指責音樂節造成可怕的交通狀況,而紐約時報則刊登了一篇社論《喀茲基爾的夢魘》,其中寫道:“吸引30萬粉絲和嬉皮士前來喀茲基爾的大麻與搖滾音樂的夢想,沒有多少理智,和驅使美洲雀鷹沖向海洋死去的衝動大致相同,最終以一場泥濘與停滯的夢魘結束……這樣的文化是什麼?”
這個文化問題是一個恰當的問題,因為可以說這兩個音樂節各自時代的文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嬉皮文化到社交媒體文化。然而,當一個販賣和平、愛與音樂,並儘管遇到眾多挫折卻仍然實現了這些目標的時候,另一個卻販賣了泡沫夢想,最終落得入獄,將它們的歷史進程永遠分道揚鑣。
從音樂歷史上的壯觀時刻,到全球規模的大型盛況,從和平與愛到監禁和訴訟,最後伍德斯托克和Fyre Festival都證明自己遠遠不止是一個音樂節。雖然伍德斯托克的表演單中有一些重量級選手——包括開闊溪水復興樂隊、誰樂隊、以及前述的亨德里克斯等等——但它的歷史意義遠不止音樂。它被視為一個超越美國越戰陰影的標誌性時刻,象徵著嬉皮運動的巔峰。它成為和平、愛與和諧的象徵——在政治動盪之中的一個快樂逃脫。另一方面,Fyre Festival則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至關重要的警示故事,對於參加者和那些通過螢幕觀察事件的人來說,這成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提醒,讓年輕人學會區分我們在Instagram上看到的事物與每日現實。如果你販賣一個並不存在的夢想,那麼結局只能是夢魘。
Rachel Cunningham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from Dublin with a passion for writing about all things music, medical, and sustainable fashion. She has also written a feature-length horror script, maybe one day it will even see the light of day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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