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60年代末期,-USPS工作人員約翰·普賴(John Prine),在二十多歲的年紀,臉上仍帶著光亮眼睛和紅潤臉頰的少年氣息,正沿著他每日的郵遞路線尋求逃避芝加哥刺骨寒風的庇護。他擠進一個接力箱,那些大型的無縫隙的橄欖綠投遞箱,供一位郵差把郵件留在那裡,供另一位郵差稍後取走。在享受著一個火腿三明治和片刻的休息時,他讓思緒飄遠,寫下了大部分《Hello in There》,這首歌異常準確地描繪了老年人的孤獨與無奈,而這是由一位剛脫離青春幾年的年輕人所創作的。
儘管當時他相對年輕,Prine卻構建了一幅極其細緻而富有同情心的老年生活畫面——對於這個群體,他的親近感在為一家浸信會的老年之家送報紙時逐漸增長,那裡孤獨的居民經常以久愛的親人般的熟悉和溫暖對待他,而不是僅僅把他視為一個遙遠的陌生快遞員。雖然這首曲子最終會成為他許多最受推崇的歌曲之一,但很難說Prine是否想像「Hello in There」會聽到超出了那個中繼盒的薄壁。那時,他為自己創作歌曲:打發時間,佔據思緒,有時(並且結果各異)給一位漂亮的愛好者留下深刻印象。
Prine可能只是為了避開麻煩而在青少年時代寫歌,或者是在他郵局工作期間做白日夢的工具,但即使他自己對分享自己的手藝相對冷漠也無法阻礙他。因為當約翰·普林講述一個故事時,他能夠以溫暖的筆觸傳達出生、死亡和所有奇特事物的間隙,那是同時搞笑、甜美、扭曲、毀滅性,並充滿輕鬆感的,正如整個生命本身一樣——無論聽者是誰。然而,最終,無論他多麼不情願,世界都無法不注意到他。
忠於他的風格,Prine的第一次表演是在沒有預先計劃的情況下進行的,源於一個挑戰。那是一個1970年的星期日晚上,他在一個名為Fifth Peg的微型、現在已不存在的芝加哥俱樂部的開放麥克風前,與20多位聽眾一起。在通常不會投入嘲諷的情況下,Prine在喝了幾杯啤酒後對那裡的才藝感到不屑,開始低聲抱怨。附近的人聽到了他;如果演出這麼簡單,他們問,為什麼不讓他直接上台呢?於是他上了台。緊張並且不習慣在任何人面前唱歌,他的聲調介於語言和歌曲之間,但無論是緊張還是新手的表演技巧都無法抵擋像「Sam Stone」這樣吸引人的歌詞。在越南戰爭服役後,Prine創作了他作品中最深刻、最令人心碎的歌曲,講述了一位退伍軍人變成癮君子的故事,他因海洛因過量而死亡,靈感來自他朋友和同袍的一系列故事,以及一部1957年的黑色電影《A Hatful of Rain》。他後來描述了第一次登台的感受,擔心觀眾不會喜歡或理解他的歌曲,因此他當時毫無意識到「Sam Stone」——以及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歌曲集——將會在歷史的過程中感動並激勵一代代的藝術家和歌曲創作者。
「‘Sam Stone’是歷史上最悲傷而美麗的歌曲之一,」鄉村歌手Margo Price寫給VMP。「我從來無法在觀看約翰演唱時不讓眼淚潸然落下。我坐在舞台一旁,完全驚嘆並被歌詞吸引,心想,『這怎麼能是約翰最早寫的歌曲之一?』這種悲傷的故事常常在大眾中被忽視,但約翰以一種完美的方式呈現出來。畫面描繪得既會讓你心碎也會治癒你——當一條靜脈是一個無底洞,海洛因是一個金礦,痛苦是一列貨運列車,壞記憶則是一隻在他背上的猴子。Sam Stone是一位應該得到更多的戰爭英雄。所有退伍軍人都應該;他們當時得不到,現在也仍然得不到。他受傷、被利用,孤獨地死去。某個時刻,他可能是一位好人:一位好父親和丈夫。但是生活的一切都黯淡無光,戰爭留給他的包袱使他變成了另外一種存在:烈士、盜賊、癮君子、孤獨的爸爸。Sam是一部故障的收音機,而約翰則是那段曾經播放過的甜蜜旋律,無論是短暫的,還是永恆的。
從23歲的約翰·普林在Fifth Peg分享他的歌曲的即興時刻開始,機會如潮水般湧向他。在演唱完「Sam Stone」和其他幾首歌曲後,他經歷了一段緊張的沉默,隨後他迎來了第一輪令人鬆了一口氣的掌聲,Fifth Peg的老板當場給了他一份工作。到那時候他幾乎不知道什麼是演出,但Prine只需每星期四演奏三場40分鐘的演出,然後就可以保留一半的門票收益。現在面對需要填滿的時間,Prine的創作集繼續擴展和完善。他開始定期在數十人的觀眾面前演出那些將出現在他首張專輯中的歌曲。他第一次演出的曲單中包括「Paradise」,這是一首聽起來似乎是對一個永遠無法回到的地方的逼人思念的老派民謠華爾滋。他的父親William Prine出生並在肯塔基州的Paradise長大,這是一個絕美的小鎮,也是約翰童年回憶的許多場所,卻因為露天採煤而遭到摧毀和淘汰。在這首歌中,Prine懇求他的父親帶他回去,但他回答說:「好吧,對不起,我的兒子,但你來的時候太遲了/米斯特·皮波迪的煤火車已經把它拉走了。」
某個夜晚,著名的芝加哥影評人Roger Ebert隨機走出他應該評論的電影,進入了Fifth Peg。(Prine後來說Ebert是因為電影的爆米花太鹹,想找啤酒。)Ebert很少撰寫音樂,但聽完「Angel from Montgomery」、「Hello in There」和幾首其他Prine的原創作品後,他忘了自己的電影評論,並於1970年10月9日星期五在《Chicago Sun-Times》上發表了Prine的第一篇評論。Ebert的開頭是「Your Flag Decal Won’t Get You Into Heaven Anymore」的情節摘要,這是一首聰明、輕快的歌曲,描述一位愛國公民在色情商店中閱讀《Reader’s Digest》,當一張粘性美國國旗的貼紙掉出來時,他把它貼在窗戶上。他這麼喜歡這面小旗幟,於是開始到處貼。歌曲的敘述者在擋風玻璃上貼了太多,以至於有一天他駕駛時偏離了道路,喪生,並被拒絕進入天堂;天堂的門衛告訴他,「因為你那骯髒的小戰爭,這裡太擠了。」
在Ebert的評論之後,Prine開始在每一個座位上擠滿人,新演出陸續進入,他能夠辭去郵差的工作,每週表演三次便賺取同樣的收入,並且可以隨心所欲地睡覺。事實上,Prine甚至在他的唱片合約來敲門時正在安靜地打盹。隨著他更深地陷入芝加哥的民謠界,他遇到了同為歌手的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他們成為了即時的朋友。古德曼在一年前被診斷為白血病,並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有限,擁有的野心和衝勁是輕鬆的Prine所缺乏的。某晚,在芝加哥早已消失的酒吧The Earl of Old Town表演後,Prine正打盹,等著結賬,這時古德曼打電話告訴他,自己帶著傳奇歌手Kris Kristofferson和保羅·安卡前來,古德曼說服他們來聽Prine的演出。為三人的觀眾,他演唱了包括「Sam Stone」、「Paradise」、「Hello in There」和另一首當時在Prine的表演中經常出現的歌曲「Donald and Lydia」,可能是眾多歌曲中唯一能喚起人對孤獨和渴望的心碎之感的關於手淫的歌曲。
Kristofferson和Anka被徹底打動。Kristofferson要求重唱Prine剛演唱的所有歌曲和其他任何歌曲。「沒有人會相信這麼年輕的人能寫出如此沉重的歌曲,」Kristofferson後來說,「約翰·普林太棒了,我們可能得把他的拇指打斷。」幸運的是,他們不是打斷任何手指,而是鼓勵他和古德曼前往紐約,錄製一些樣品,並尋求唱片合約。安卡支付了他們的機票,到1971年初,這位唱歌的郵差與大西洋唱片簽約,與艾瑞莎·弗蘭克林、克勞比·斯蒂爾斯和納什、羅伯塔·弗拉克及齊柏林飛船共享同一標籤。《John Prine》在孟菲斯的American Sound Studio錄製(除「Paradise」外,後者在紐約錄製),由著名的Arif Mardin製作,並在同年發行。
「事情發生得很快,」Prine在談論他早期職業生涯中的風暴時感慨。很容易說他運氣很好,他可能是,但除了這一點,他的歌曲是一種迅速連結的強烈媒介。Ebert和Anka及Kristofferson和古德曼——以及沿途所有願意竭心盡力為Prine背書的人——聽到的就是那種只需一次收聽《John Prine》便可理解的音樂:這音樂是特別的。它的日常中西部簡約、肯塔基州鄉村根基、城市風格、閃亮的鄉村、破舊的民謠、可笑的幽默、毀滅的黑暗、一群不太可能的角色無論老少,再加上那如藝術般的寫作,將每個看似零散的部分完美地串聯在一起,宛如那是我們所有人天生就該聽的音樂。從來沒有任何人像約翰·普林那樣,可能將來也不會有,但嘿,我們確實幸運地讓他和我們分享這個龐大而滑稽的世界。